Lot 217 清乾隆 御题诗洋彩芙蓉图浮雕藕粉地十瓣花口瓶

清乾隆 御题诗洋彩芙蓉图浮雕藕粉地十瓣花口瓶

RMB 6,000,000

RMB 6000000 - 12000000

高16.8厘米

全品

欹红醉浓露 窈窕留余春 ——清乾隆 洋彩御题诗芍药图花口尊 赋诗几乎贯穿乾隆帝一生。弘历曾自述：“几务之暇，无他可娱，往往作为诗古文赋……诗则托兴寄情，朝吟夕讽。”其一生留下诗作数万首，其中大量咏花诗，正是其日常清赏与审美情趣的真实记录。 乾隆即位后，更将这种个人化的诗情带入宫廷造物，在御瓷上形成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合璧的独特面貌。许之衡《饮流斋说瓷》谓：“若题字必精楷，又以御制诗为至珍贵。”传世乾隆御瓷中，真正书写皇帝御制诗文者本已少见，而以名花为题，一器一花、一诗相配者，更属凤毛麟角。 本品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。器腹一面绘芍药，一面书乾隆御制诗，末钤“乾”“隆”二印；诗画相对，书印相随，使一件陈设瓷器同时具备宫廷绘画、御笔书法与皇家印玺三重身份，正体现乾隆朝御瓷由“器”向“御制艺术品”的转变。 一、一器一花一诗：芍药入御瓷 本品作十出花口，口、足与器身轮廓呼应，肩、胫随形作浅浮雕，造型秀雅而富于层次。颈、胫施藕粉色地，洋彩绘折枝花卉及卷草纹，辅以圆点状光影效果，呈现乾隆洋彩中中西交融的装饰趣味；腹部留白，一面绘三株芍药，红、粉、白三色相间，花朵有盛放、含苞之别，旁衬奇石仙芝，清丽而不失富贵。 另一面墨彩隶书乾隆御制七言律诗：“秋水盈盈漾远空，芙蓉寂寞碧波中。难将冷艳供群赏，且趁寒晖放晚丛。绿盖光沉擎玉露，霓裳彩褪老金凤。爱看三五踈星似，漫忆繁华十里红。”诗后书“乾隆御制”，并钤“乾”“隆”朱白二印。诗中以“冷艳”“玉露”“霓裳”等语写芍药之姿，正与器上清雅妍丽的花卉画面相互映照。 乾隆对于芍药的喜爱并非偶然。其幼年时期所见《胤禛观花行乐图》，即有弘历随父观赏花卉的情景；至乾隆时期，芍药又广泛出现在宫廷绘画与御制诗文之中。清代扬州芍药尤负盛名，乾隆《御题邹一桂花卉册》中更有“第一扬州种色殊”之句（图1）。由此看来，本品所绘芍药，不仅是单纯的花卉题材，更承载了乾隆个人长期形成的赏花记忆与审美趣味。 乾隆早期御瓷并非景德镇画师自由创作，而是由宫廷审定题材、诗文、画样及书体后，再由御窑厂依样制作。本品芍药画面以工笔设色表现花朵的明暗与层次，兼具传统花鸟画的秀雅与洋彩的光影效果，其粉本应有明确的宫廷画稿来源。乾隆与画家邹一桂关系密切。邹一桂（1688—1772）精于工笔花卉，其画风清润秀雅，尤其适合宫廷对于名花题材的审美需求。清宫旧藏多件乾隆洋彩名花器，其画面均可与邹一桂花卉作品相互参照。因此，本品芍药画稿与邹一桂画风之间的关联，值得特别注意。 诗文书体则以宽博沉稳的隶书写成，笔力圆劲而古雅。乾隆朝于敏中、梁国治皆以书法受知于高宗，且擅长隶书，常奉命为宫廷器物、书画题写御制诗文。就现存同类器物比较，本品书体与于敏中一派宫廷隶书颇为接近，或可作为进一步研究其书手的重要线索。 二、洋彩御制诗：乾隆御窑的新创造 乾隆朝御瓷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之一，即为“洋彩”的发展。清宫档案中常称“磁胎洋彩”，其装饰大量吸收西洋绘画中的明暗、光影及透视表现，同时结合中国传统花鸟画与诗书印艺术，形成乾隆时期极具辨识度的宫廷艺术风格。 乾隆御制诗文装饰始于乾隆七年。1742年，唐英奉旨将御制诗烧造于轿瓶之上，并依皇帝要求调整诗文、花样及印章大小。此后，御制诗逐渐成为乾隆御窑的重要装饰形式，并由壁瓶、诗文瓶扩展至各式陈设器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八年洋彩诗句菊花图梅瓶（图2），即是一件极具参照意义的作品：器物一面绘折枝菊花，一面书乾隆御制诗，诗后钤“乾隆宸翰”“惟精惟一”二印，与本品所呈现的“花卉—御诗—印章”组合，在艺术构成上高度一致。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粉彩花卉诗句大瓶（图3），则以牡丹、荷花、芙蓉、梅花四种花卉分别配以乾隆御题诗，诗、书、画相互结合，是乾隆御瓷这一艺术传统的重要实物见证。 三、“乐善堂诗”：锁定本品的烧造年代 本品最值得关注之处，还在于其所书御制诗文可见于乾隆二年刊行的《御制乐善堂全集》（图4）。《御制乐善堂全集》汇集弘历居藩时期的诗文，集中反映了青年弘历的思想、学养与审美。乾隆十七年，乾隆帝曾命造办处将御制诗四套交唐英，并明确谕令：“嗣后烧造磁器，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捡选烧造，不必用《乐善堂》诗文。”由此可知，乾隆十七年以前御窑使用皇帝早年诗作的现象尤为突出。 乾隆二十三年，弘历又因初刻《乐善堂集》“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”，下令重新删定，形成《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》，篇目较初刻本大幅减少。因此，部分早期御瓷所见御题诗，今日反而无法在“定本”中找到。 本品所书芍药诗，与清宫旧藏乾隆粉彩御题诗四季花卉瓶中的咏芍药诗相同（图5），而后者同样属于乾隆早期御制诗文瓷器。结合诗文出处、书体、装饰形式及乾隆十七年的宫廷档案，本品烧造年代应可置于乾隆十七年以前，即乾隆早期。这一年代判断，也是本品区别于一般乾隆御题诗瓷器的重要价值所在。 乾隆御制诗文瓷器本已罕见，而以“一器一花一诗”方式将花卉、御诗、御笔与“乾”“隆”二印完整结合者，更为少见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粉彩菊花纹灯笼尊，即是一件重要参照，其腹部绘菊花与山石，并书乾隆御题诗，体现了同一时期御瓷诗画合璧的艺术风尚。 本品则以芍药为唯一主题，并以十出花口、浮雕器身、藕粉地洋彩、御制诗文及乾隆印玺共同构成完整的视觉秩序。它既是乾隆皇帝个人审美趣味的物化，也是唐英督陶时期宫廷艺术高度制度化、精致化的具体体现。 芍药之美，在于“妍华”与“余春”；御瓷之珍，则在于诗、书、画、印俱全。正如柳宗元《戏题阶前芍药》所咏：“欹红醉浓露，窈窕留余春。”千载花魂至乾隆朝复化为御窑华彩，而本品正将这一份关于花、诗与春日清赏的宫廷情怀，凝定于尺幅之间。赋诗几乎贯穿乾隆帝一生。弘历曾自述：“几务之暇，无他可娱，往往作为诗古文赋……诗则托兴寄情，朝吟夕讽。”其一生留下诗作数万首，其中大量咏花诗，正是其日常清赏与审美情趣的真实记录。 乾隆即位后，更将这种个人化的诗情带入宫廷造物，在御瓷上形成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合璧的独特面貌。许之衡《饮流斋说瓷》谓：“若题字必精楷，又以御制诗为至珍贵。”传世乾隆御瓷中，真正书写皇帝御制诗文者本已少见，而以名花为题，一器一花、一诗相配者，更属凤毛麟角。 本品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。器腹一面绘芍药，一面书乾隆御制诗，末钤“乾”“隆”二印；诗画相对，书印相随，使一件陈设瓷器同时具备宫廷绘画、御笔书法与皇家印玺三重身份，正体现乾隆朝御瓷由“器”向“御制艺术品”的转变。 四、一器一花一诗：芍药入御瓷 本品作十出花口，口、足与器身轮廓呼应，肩、胫随形作浅浮雕，造型秀雅而富于层次。颈、胫施藕粉色地，洋彩绘折枝花卉及卷草纹，辅以圆点状光影效果，呈现乾隆洋彩中中西交融的装饰趣味；腹部留白，一面绘三株芍药，红、粉、白三色相间，花朵有盛放、含苞之别，旁衬奇石仙芝，清丽而不失富贵。 另一面墨彩隶书乾隆御制七言律诗：“秋水盈盈漾远空，芙蓉寂寞碧波中。难将冷艳供群赏，且趁寒晖放晚丛。绿盖光沉擎玉露，霓裳彩褪老金凤。爱看三五踈星似，漫忆繁华十里红。”诗后书“乾隆御制”，并钤“乾”“隆”朱白二印。诗中以“冷艳”“玉露”“霓裳”等语写芍药之姿，正与器上清雅妍丽的花卉画面相互映照。 乾隆对于芍药的喜爱并非偶然。其幼年时期所见《胤禛观花行乐图》，即有弘历随父观赏花卉的情景；至乾隆时期，芍药又广泛出现在宫廷绘画与御制诗文之中。清代扬州芍药尤负盛名，乾隆《御题邹一桂花卉册》中更有“第一扬州种色殊”之句（图1）。由此看来，本品所绘芍药，不仅是单纯的花卉题材，更承载了乾隆个人长期形成的赏花记忆与审美趣味。 乾隆早期御瓷并非景德镇画师自由创作，而是由宫廷审定题材、诗文、画样及书体后，再由御窑厂依样制作。本品芍药画面以工笔设色表现花朵的明暗与层次，兼具传统花鸟画的秀雅与洋彩的光影效果，其粉本应有明确的宫廷画稿来源。乾隆与画家邹一桂关系密切。邹一桂（1688—1772）精于工笔花卉，其画风清润秀雅，尤其适合宫廷对于名花题材的审美需求。清宫旧藏多件乾隆洋彩名花器，其画面均可与邹一桂花卉作品相互参照。因此，本品芍药画稿与邹一桂画风之间的关联，值得特别注意。
保税状态： 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，详情请见本图录《保税拍品竞买须知》。
来源： 1.欧洲藏家旧藏。2.香港保利，2013年4月7日，Lot786。（成交价：HKD 19，550，000）（封面）
著录/
出版：
出版：《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·古董珍玩卷（上）》，保利艺术研究院，页322，编号398。
参阅： 1.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粉彩花卉诗句大瓶。（馆藏编号：资陶瓷00000224）2.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蓝地描金题诗粉彩花卉纹瓶。（馆藏编号：故00154673）3.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粉彩粉红地锦上添花诗意轿瓶。（馆藏编号：中瓷005154N）4.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粉红地花卉纹御制诗双耳四方轿瓶。（馆藏编号：中瓷001930N）5.香港苏富比，2014年4月8日，Lot3050。（成交价：HKD 19，720，000）6.北京保利，2018年12月8日，Lot5432。（成交价：RMB 23，575，000）7.北京保利，2019年12月4日，Lot5717。（成交价：RMB 13，800，000）8.香港佳士得，2025年10月30日，Lot803。（成交价：HKD 24，900，000）
款识： “大清乾隆年制”六字三行篆书款